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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家麟:新中国宪法发展的见证者和重要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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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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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家麟,新中国宪法学的重要开拓者和主要奠基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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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 要

  吴家麟之所以被誉为中国宪法学泰斗,是因为他在该领域取得的显著成就。他参与编写了《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任宪法、行政法副主编。他撰写的《宪法基本知识讲话》是新中国第一本宣传宪法的著作,他主编的《宪法学》是文革结束后国内第一部宪法学教材。吴家麟教授将毕生的精力奉献给中国的宪法学发展事业,为我国宪法学人才培养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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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被誉为新中国宪法学的泰斗,新中国宪法学的重要开拓者和主要奠基人之一、共和国宪法发展的见证者和重要参与者

  新中国宪法学的重要开拓者和主要奠基人之一、共和国宪法发展的见证者和重要参与者、吴家麟教授5月3日在福州去世,享年91岁。

  吴家麟之所以被誉为中国宪法学泰斗,是因为他在该领域取得的成就更显著。他参与编写了《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任宪法、行政法副主编。他撰写的《宪法基本知识讲话》是新中国第一本宣传宪法的著作,他主编的《宪法学》是文革结束后国内第一部宪法学教材。

  2012年9月他被中国法学会授予“全国杰出资深法学家”称号。2015年10月被中国宪法学研究会授予“中国宪法学发展终身成就奖”。吴家麟教授将毕生的精力奉献给中国的宪法学发展事业,为我国宪法学人才培养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福建师范大学法学院杜力夫教授称,先生在宪法学的课堂上,口若悬河地告诉我们,自1895年甲午战争以来,中国的志士仁人才明白文明并不是船坚炮利,而是民主共和!是以“选代表开会商量决定国家大事”取代“一个人说了算”。文明不是声光电化,而是驯服权力!宪法学则是驯权之学。宪法学人就是以研究驯服权力为业的一帮人。

  中南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谢晖教授写道:先生是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部有关宪法学著作的作者,也是我在宁夏大学工作时的校长。先生在一个偏僻的省份担任了中国几个重要学会(法律逻辑学会、法学会、宪法学会、政治学会)的领导职务,出口成章,演讲稍加整理,即成华章美文。先生倡导人们要讲逻辑,并把逻辑学成功引入法学学习和研究中,成为当代华人世界法律逻辑学、法律方法论的首倡者。

  吴家麟1926年6月生于福州,是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宪法学家。195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讲师、宁夏大学教授、校长,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等职。

  吴家麟教授涉猎广泛,自从事法学教育与研究工作五十年多来,在宪法学、法律逻辑学、法理学乃至政治学领域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先后在国内各种报纸杂志上发表文章近百篇,出版学术著作十余部。吴家麟教授以其特有的纯朴和深刻,以及对各种宪法学理论观点的洞悉和了解,特别是他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自觉运用,在我国宪政、法治建设过程中,确立了自己鲜明的学术风格,从而极大推动了中国宪法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2005年5月28日,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厦门大学法学院、福建师范大学法学院等举办了“吴家麟教授八十华诞暨宪法学思想研讨会”,对吴家麟的学术生涯作出了全面的总结与探讨。《厦门大学法律评论》第9辑对其作了高度的评价,认为在宪法学是一个危险学问的年代,先生没有逃遁;在宪法学沉寂的年代,先生没有退隐;在宪法学正一步一步迈向繁荣之时,先生安居在福州的小院里沉思。先生见证了中国宪法学半个多世纪的兴衰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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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仅要忙于教学与研究,还要参加校务,先后担任学校副校长、校长,所剩空余时间已为数不多。但他殚精竭虑,执著专业,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积极建言献策

  吴家麟以法学为毕生之追求,在年少时对社会知之甚少,更不懂法律为何物,但一次偶然的境遇却把先生与法学终生连接在一起。在福州高级中学就读时,学校不远的地方就是福建省高等法院,法院经常开庭,允许社会旁听,因一时之好奇,一次,吴家麟走进法院听审,对法律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47年高中毕业后,吴家麟报考了北京大学法律专业,从此,就与法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以法治理想的追求作为学术的目标。

  在北大,早年留学美国的张志让先生可以说是吴家麟进入宪法学领域的引路人,其思想与理论乃至处事态度对吴家麟先生影响至深。

  张志让曾担任过复旦大学校长,1937年沈钧儒等“七君子事件”爆发,张先生作为律师团首席律师为“七君子”辩护。张志让在苏州法庭上仗义执言,据理力争,表现出了无私无畏、敢言善辩的大律师风范。

  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张志让就担任最高人民法院的副院长,曾参与了1954年宪法的制定过程。张志让讲授宪法学和新哲学两门课,吴家麟倾慕张志让先生的学识与风骨,对宪法学课尤其热衷。在张志让的热情支持下,由吴家麟出面组织了一个学生的宪法学研究小组,开始了对中外宪法问题的探讨,这更加深了吴家麟对宪法学这门学科的兴趣。

  1951年大学毕业,吴家麟先生被选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研究生班学习,后来留校任教,教授宪法学课程,并于1954年新宪法正式颁行前出版了自己第一部论著《宪法基本知识讲话》,发行120多万册,这是新宪法颁布后第一本系统宣传宪法的书。对新中国宪法学的建立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奠定了“中国化宪法概念”的基本性质与特点。

  然而,1957年,正当吴家麟施展才能之际,一场不期而遇的遭遇发生了。从反右派到“文革”,人治思想逐渐抬头,法律虚无主义盛行,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进程就此中断达20年之久。吴家麟因言获罪,被划成右派而遭到批判,并下放农场劳动。1961年,他前往宁夏大学任教,这一去就是30多年,直至九十年代末正式退休。“文化大革命”中,运动不断,宪法形若具文,法学弃如敝屣,法治之光亦荡然无存。吴家麟被赶下讲台,干起最脏最累的活。“文革”结束后,国家开始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几近枯竭之法学研究与法学教育若久旱逢甘霖,枯木逢春。1979年,吴家麟被错划为“右派”的问题得到改正,回到宁夏大学,终于恢复了自己中断20多年的宪法教学与研究工作。

  此时,吴家麟不仅要忙于教学与研究,还要参加校务,先后担任学校副校长、校长,所剩空余时间已为数不多。但他殚精竭虑,执著专业,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积极建言献策。同年,他相继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几个问题》和《概念要明确》两篇重要文章,对民主和集中之间的关系问题,民主之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系统阐述。

  由于法学研究与法学教育中断长达十几年之久,很多先前的法学资料与研究成果也被付之一炬,刚刚复苏的法律学科中还残存了一些“左”的思想倾向,面对国外法学的发展状况,吴家麟痛感国内法学研究之落后,并且努力地探寻和追索其原因。相继在《西南政法学院学报》和《法学杂志》上发表了《我国法学为什么落后》,对造成我国法学落后的根源进行了鞭辟入里地分析,认为法学研究领域要努力摒弃违反实事求是的长官意志,精神万能和实用主义的观念,防止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想影响,清算封建专制主义流毒,祛除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倾向,树立法律的权威,避免用专政排斥法制和以政策代替法律。

  八二宪法颁布后,围绕新宪法的介绍与阐释,学者们展开了全面而细致的讨论,宪法学研究如春笋般茁壮成长起来,由于国内还没有一部系统完整反映新宪法内容与特色的宪法学教材,吴家麟主编《宪法学》和《法律逻辑学》,是唯一主持两门学科教材编写工作的学者。《宪法学》是新宪法颁布后国内发行的第一部宪法学教材,产生了重大的学术影响,该书“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和法律的学说为指导,系统地论述了宪法的本质和发展过程,介绍了各种类型宪法和各国政治制度的内容和主要特点,并根据我国1982年宪法的条文和基本精神作了全面介绍和学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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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宪法至上是法律至上原则的核心。法治的基本内涵就是,法高于人、法大于权、人服从法和树立法律的最高权威

  吴家麟从事宪法学教育与研究40余年,以宪法和法治为毕生之信仰,并为此呕心沥血,躬耕不息。他当初之所以选择宪法学,正是因为宪法与民主、法治之不可割断的内在联系。他为国家民主之发展,法治之畅行鼓与呼,并甘当该事业之铺路石,虽历经风雨,且屡遭坎坷,波折不断,但即使在最为失落之际仍始终不改其志,其性格之刚毅坚韧足令后辈肃然起敬。

  正如徐振东、陈珺珺两位法学学者对吴家麟主要学术思想评析中所言,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吴家麟教授的学术思想历程本质地反映了我国宪法学从初创时期到逐步成熟时期的思想精华。在法治和宪政逐步成为当下中国的流行话语的今天,对吴家麟教授的学术思想进行重新梳理,无疑具有相当的意义。

  人治与法治是两种根本对立的治国方案。吴家麟认为,法治的基本内涵就是:法高于人、法大于权、人服从法和树立法律的最高权威。法治还具有民主性、平等性、公开性、严肃性和权威性等五个特征。他认为,世界上各国尽管国情千差万别,但任何一个国家,只要选择了法治的道路,而且搞的是真正的法治,就必须具备一个共同条件,那就是: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这是因为,人治与法治的根本区别,并不在于治理国家需要的是发挥人的作用还是法的作用,而是在于人的地位与法的地位的高低。

  对于宪法,吴家麟认为,宪法至上是法律至上原则的核心。法治与宪法是一种互相依存、不可分割的关系。一方面,法治是离不开宪法的,因为如果没有宪法,没有民主制度,不树立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最高权威,那就无法治可言;另一方面,一个实行人治而不实行法治的国家,一个人治思想根深蒂固、法治观念异常薄弱的国家,也不会有真正的宪法。

  他认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法治国家需要具备五个方面的条件:一是实行良法之治,法律要民主化;二是法律要有极大的权威,要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三是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四是政府权力受到制约;五是公民权利得到保障。在这五个条件中,法律至上原则的实现是最为关键的,从终极来看,宪法至上是法律至上的核心,因此,宪法至上乃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关键。

  对于宪法实施的监督问题,吴家麟认为,宪法权威意味着宪法真正地能够对规范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行为以及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起到保证作用。然而,宪法是否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关键在于宪法所规定的各种规范在实际生活中能否得到真正的贯彻执行,能否把“纸上的宪法”变为“现实的宪法”。吴家麟认为,现行宪法的实施还不是很尽如人意,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宪法实施的监督和保障工作。

  吴家麟教授主张,应该是成立一个专门从事宪法监督工作的机构,来协助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宪法监督权,这对于加强宪法实施的保障具有重要作用。对于应该设立什么样的宪法监督机构的问题,吴家麟教授认为,宪法监督机构的设立,一要不能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不能动摇全国人大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地位;二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不能太复杂和繁琐;三要借鉴国外经验,但不能照搬照抄。基于以上原则,吴家麟教授建议,设立在全国人大领导下的名为“宪法监督委员会”的机构,协助全国人大监督宪法的实施。

  另外,民主理论构成了吴家麟学术思想中较大的部分,1979年5月22日,他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几个问题》一文,甚至被译为英、法、日、西班牙等国的文字,对于肃清当时思想界存在的对民主的种种谬论起到了积极作用,某些理论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最新认识和观点。

  吴家麟认为,民主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认识:首先,民主是一种国家制度,包括国家性质和国家形式两个方面;其次,民主还意味着国家对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确认和保障;再次,民主这个概念还经常在传统、习惯、作风、态度、思想、意识、观念、精神的意义上被使用。

  如今斯人已逝,但思想常青,精神常在。

  (部分资料参考《厦门大学法律评论》2005年第9辑,徐振东、陈珺珺《吴家麟主要学术思想评析》,一并致谢。)(作者系文化学者)

责任编辑:张秀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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